你从俄罗斯带回许多那里的风光与人物的面孔，你在选择创作对象时，是选择你最熟悉的，还是最关切与向往的？ 王谦：如果是二选一的答案，我选后者，我个人认为，在每个作画者心里，都有某一个自己有感觉的形象类型，可能从理性上很难说清楚；但只要一旦亲眼所见，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形象是否是自己的内心需要，然后再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视角与构图，久而久之，这类形象就可以称之为是关切的或者是向往的。 就人物而言，欧洲人的长相比东方人显得立体，肤色更微妙，也更适合用油画来表现。所以在留学期间，我更多的兴趣点着眼于肖像绘画，用油画的技法来表现欧洲人的肖像的确是比较的配套，而再返回来画东方人的肖像，也会发现一些原来没有的思路。 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的传统与我们有着很深的渊源。我同样从你的作品中感受到了这种渊源。但与红色文学艺术更显而易见的影响与传承不同的是，你艺术的养分可能更多地来自俄罗斯的白银时代，有着一种浓厚的贵族气质，或者说是诗人气质。 王谦：你从我的作品中读出“有一种浓厚的贵族气质”让我欣喜，同时又有一些忐忑，我愿意把它理解成一种鼓励。 俄罗斯画家里，最有贵族气质的是巡回画派的精神领袖克拉姆斯克依，代表作《无名女郎》。我在他的原作前产生的第一印象，就是“有一种浓厚的贵族气质”。而且有意思的是我个人认为他画贵族的肖像要明显好于他画平民的肖像。 你说我的艺术养分可能更多的来自俄罗斯的白银时代，这句话是说到了点子上。我认为俄罗斯艺术史有三个高峰，早期圣画像是一个（以前没见过原作的时候，对圣画像没有感觉，见到之后，用现成的话来说就是“叹为观止”），巡回画派是一个，艺术世界后期是一个，而最吸引我的还是巡回画派这一时期的，在时间段是大致相当于俄罗斯文学的“白银时代” 现在彼得堡的列宾美院与莫斯科的苏里柯夫美院，教学与创作的路子，更接近于莫伊谢延科与梅尔尼柯夫的后期风格，在画面上侧重装饰性与构成性。我个人把它称之为“形式现实主义”，同时也认为当代的俄罗斯油画有点太强调形式语言，而缺失了某些精神性的内涵。 所以我把学习的重点放在了巡回画派这一时期。也反映了自己的兴趣指向——克拉姆斯柯依的贵族气、谢洛夫的才气，弗鲁贝尔的魔气都很吸引我。 在你的绘画中，一直有一种东方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抒情的笔触，但抒情性在对一种复杂情感表达上可能会有局限性，你是否尝试过在你的绘画中引入一种叙事因子？ 王谦：在情感的表达上，仅仅有抒情是远远不够的，情感这东西本身就已经太复杂了。叙事还是在古典绘画里是最常用的手法，而在现代绘画中不为多见（反映主旋律的历史题材除外）。因为现在我们有了照片、电影、电视、自己也可以拍DV，这些艺术手法更好、也更容易来表现叙事性的东西。此时，架上绘画只有去挖掘自己更深层次的表现空间。 现实也正是这样的，在现代西方的主要艺术展览上，架上绘画已经非常边缘化，但也不会消亡。因为它在艺术表现上还是有自己强势的一面。至于强在哪儿，不可说，也说不明白，估计每个人内心会有不同的答案。 相对中国的传统笔墨，你觉得油画在表达思想情感上有什么优势？ 王谦：相对中国的传统笔墨，我认为油画在表达思想感情上没有优势，只有特势，就象中餐与西餐一样。 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已经缩小成一个小小的村庄了。艺术家在今天最需要捍卫的是什么？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还是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激情？ 王谦：艺术家在今天最需要捍卫什么？今天的艺术家需要捍卫吗？“捍卫”这个词，本身有点太霸悍，也太着相。捍卫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天晓得，我们还有什么民族文化传统可捍卫的，如果有，是汉唐的？还是明清的？亦或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可口可乐、麦当劳、卡通、“超女”在若干年后也会变成我们的传统。 至于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激情，我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甚至是应该有某种最隐秘的激情，这股最隐秘的激情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原动力。激情对于每个画家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对现实世界投射在我们内心的某种认同。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激情一旦不存在了，则表示我们的内心将彻底被尘世所物化。 你的许多肖像画，很符合我对记忆中的人物形象的理解，他（她）们的肌肤模糊，但我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她）们的目光，甚至是眼眸深处的忧郁，这很神奇。这里面有你对人物情感把握 独到的思考吗？ 王谦：很多朋友提到过我的画面中的人物表情，其实是我喜欢人在某种专注下的状态，或高兴、或郁愁、或向往、或发呆。人在专注的状态下，内心会有些不自觉的泄露，这就是我感兴趣的东西，而目光则是内心泄露最理想的表现点。 你似乎偏好红、白二色，特别是在你的肖像画作中。我相信这两种颜色一再来到你的画面中一定与你心灵深处某种有力的召唤有关。 王谦：你说我在肖像画和偏好红白二色，我自己倒真没注意到。白是绘画必要的颜色，尤其是用来表现俄罗斯的雪景；在肖像画中红色我常用，是土红、铁红这类；蓝色系列我偏好群青，也常用。俄罗斯很多民族服装就偏好红、白、蓝三色。这也碰巧是他们国旗的颜色。 对人物瞬间情绪的把握于一幅肖像画创作是最重要的吗？ 王谦：也重要也不重要。 对于达芬奇、格里科、伦布朗、蒙克、列宾、谢洛夫、毕加索的兰色时期等等还有许多来说很重要。对于塞尚、毕加索立体主义、马蒂斯、贾克梅蒂、马列维奇等等也还有很多来说很不重要。 美国诗人艾略特曾说，十九世纪以来，诗歌的风格与审美基本上保持20年一变。这显然与更遥远而缓慢的年代不同。而在绘画这一侧，这种变化的节奏，包括风格与流派的更替，可能还要更快更频繁些。你认为这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迅猛发展的科技以及高度发达资讯而带来的对事物认识上的日新月异，还是因为现代人普遍的浮躁、茫然，甚至是不知所措？ 王谦：这种频繁的变化，首先与科技以及高度发达的资讯有关，在摄影术发明的年代，就曾有人宣判过绘画的死亡，因为就纪录性而言，摄影要比绘画方便得多也快捷得多，电影的表现更抢了绘画叙事性的饭碗。现在绘画还好好的活着（虽然边缘化是它的趋势），就得益于它在变，从侧面也反映了绘画本身有着极强的可塑性与生命力。频繁变化的另一个因素与现代人们普遍被“现代化”了有关。“现代化”包含着现代人崇尚“新”这一观念，这在黄河清先生的《现代与后现代》一书中，讲得非常清楚，这里不再多说了。 至于“现代人”普遍的浮躁，茫然。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特点，是时代信仰缺失的特点。若干年前，就有人断言：上帝死了。这说明现代人福薄。回应前面的话题，我觉得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捍卫什么，而是需要珍惜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