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正处于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如何在全国球化语境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资源与个性，如何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彰显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特色、伸张自己的文化诉求，以及如何在世界各民族文化平等对话的同时为整个世界文化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文艺界亟需研究的关键问题。而有关“艺术作品中的国家形象”的探讨以及“中国艺术与艺术中国”命题的提出，也正是中国艺术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所谓“国家形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界已有若干探讨。我们认为，所谓“国家形象”是指以该国的物质要素（包括自然、地理、民族及物质生产等）、精神要素（包括政体、国防、教育、科学、历史、文化及价值观念等）为内在基础，能引起关于一个国家整体想象的特定的具象符号。

    从古到今数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和艺术家在运用舞台艺术、造型艺术、影视艺术等艺术形式塑造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族团结的古代中国形象以及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和平发展、团结和谐的现代中国形象方面，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创造天才，涌现大量艺术精品，其成就堪称辉煌。例如《茉莉花》，不但在国内各地广泛流传，而且被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用为歌剧《图兰朵》的音乐主题而在世界广为人知，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当前学术界对于国家概念、国家意识、国家形象的呼唤以及艺术作品塑造我国国家形象诸范畴的讨论，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性这一国际语境下提高国家软实力、对内增强全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对外弘扬我国国家形象的现实需要。因此，在当代艺术中从事国家形象的塑造，通过艺术创作，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塑造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国家形象，既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一份光荣崇高的政治责任，更是一项严肃艰苦的艺术创造使命。

    可惜，在艺术生产的实际过程中，却发生了某些值得注意和警惕的不良倾向。正因为这些倾向性问题的存在，不但损害了当代艺术自身，同时也在广大群众和国际社会中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形象。例如：

    标语口号式和概念化倾向，借不同的艺术形式简单地、直白地演绎政治概念，进行干巴巴的、枯燥无味的宣传说教，在许多艺术作品中仍然存在；而理论评论及某些评奖中的“题材决定论”等观念，把粗制滥造的某些平庸之作吹上天，授予各种奖项，则助长、强化了艺术创作中的这种标语口号式倾向；为要求艺术创作对某些政治理念的简单配合，一些地方违反艺术规律瞎指挥的现象也有所抬头。

    自20世纪80年代大众文化在中国大陆崛起之后，在所谓“后现代”思潮的推波助澜下，一股消解崇高、媚俗，将娱乐化、游戏化视为创作的最终、最高目标的风气在创作界弥散开来，譬如，文学界就有人公开声称“不谈爱情”、不读鲁迅了；而在电影、电视剧领域，近年来“戏说”成风，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如秦始皇、武则天、康熙、乾隆、雍正、慈禧、包拯等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形象改造。其结果，不仅不能给与观众对这些历史人物的正确认识与评价，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津津乐道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糟粕的同时，整体地回避、遮蔽了一直贯穿于我们民族文化之中的崇高因素；更有甚者，一些编导者或因个人水平低下或为了追求所谓的“商业性”，如在当前的“红色经典改编热”中打起“创新”的旗号，居然对革命历史题材也“戏说”起来，例如《林海雪原》竟然胡编乱造杨子荣与座山雕的女儿谈恋爱，这无疑是对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的亵渎。所有这些，不仅软化了我们的民族精神，而且也导致了观众对中国形象的误解。

    一些作品投资巨大、场面宏伟、制作豪华，在珠光宝气、歌舞升平的场景下却掩盖不了思想苍白、内容空洞，不但在艺术上毫无价值和感染力，而且助长骄奢靡费之风，与建设“节约型社会”背道而驰，在国内外对国家形象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文化部早在多年前就发文对各种名目的大型综艺晚会进行严格限制，但事实上此类耗资巨大的“大而空”的综艺晚会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正以迅猛的势头向其它艺术品种蔓延。多年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些“大而空”的作品中非但不可能诞生传世之作，而且对内败坏文艺界风气，对外损害国家形象，故而此风断不可长。

    通过中国艺术塑造“艺术中国”，在国内外建构我国的国家形象，有效克服其中的不良倾向，是一项战略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与此相关的各级领导、各个部门和各专业领域艺术家认识上的高度自觉和实践中的协同动作。

    对此，我们认为，有关部门应进行艺术创作与国家形象塑造相互关系及其战略意义的教育和研讨，在文艺方针政策制定、重大艺术创作立项和决策中树立国家形象意识，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和艺术生产规律，在国家形象修复与塑造中坚持正确导向，发挥国家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各级领导中坚决反对利用艺术创作创建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减少乃至根本杜绝艺术创作立项和决策中的主观主义、急功近利等不良倾向，特别要警惕在“保护”、“开发”等新型名义下对传统文化遗产所造成的“保护性破坏”和“开发性破坏”。

    此外，还应在当代艺术家中树立国家形象意识，使其在文艺创作实践中树立国家形象意识和公民意识，充分认识自身的重要创作活动事关国家的对内对外形象。特别是在通过主旋律作品塑造国家形象的过程中，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功底，力戒浮躁和浮华，在创作中追求思想精深、艺术精美、制作精良的高度统一，坚决反对粗制滥造、简单配合、标语口号、主题先行等不良倾向。

    同时，充分发挥宣传媒体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导向作用，在宣传、报道、评论实践中树立国家形象意识和公民意识，把是否有利于国家对内对外的形象塑造作为正确舆论导向的重要尺度，反对迎合西方眼光、消解崇高、无原则追捧庸俗趣味和流行时尚等不良倾向。充分发挥文艺评奖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导向作用，在评奖实践中树立国家形象意识和公民意识，规范评奖操作，以是否有利于我国对内对外的形象塑造作为评奖的重要尺度，大力奖掖那些真正塑造积极进取的国家形象而又有思想深度和巨大艺术价值的精品力作，为在各类艺术品种中体现中国精神、中国形象的当代经典的更多出现提供精神和物质鼓励。 

    传统文化资源的充分发掘和利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对话中，中华文化有许多珍贵的价值、理念可以融合到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地理、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或传统与现实的角度，分析、整理我国的文化遗产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可资利用的资源，使之成为当代艺术塑造国家形象之题材和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 

    在艺术作品中塑造国家形象，欧美尤其是美国起步较早，且已积累了一整套经验。二战期间，百老汇音乐剧《俄克拉荷马》不但在国内、而且在欧洲战场上对于宣传美国文化和精神起到了巨大作用。再以美国电影为例，其常常在貌似客观、公正的外表下灌输着自己的国家理念，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如其电影中常常将美国人处理成世界警察或世界领袖的形象，其电影中涉及国家机关的场景总是会出现美国国旗，其对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能够反映国家形象的人物与事件常常会及时地给以艺术的表现。“9·11”之后，关于伊拉克战争以及“反恐”题材影片的数量之多有目共睹。在这方面，近年来我国的艺术创作中除“非典”之后及时地出现过一部《38度》之外，其余的就均很少见了。所以，今后在国家形象的塑造方面，我们还有必要充分借鉴国外艺术实践的经验。 

    全球化作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浪潮，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外交、教育以及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中国人的命运，而且也要深刻影响到作为中华民族的话语资源（其一旦产业化则将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资源）与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文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艺术家从现在开始必须树立全球化观念，把国家形象的塑造置于全球化视野之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既要有地方性、民族性，又要具有全球性，用外国受众熟悉和乐于接受的艺术语言塑造中国形象。惟其如此，我们才不但能从比较的角度借鉴国外的某些文化资源，而且能够建立起一条为国内外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对话、融合的路径。 

    就国家形象塑造而言，还应为艺术大师的诞生创造良好的土壤。艺术大师本身就是国家形象识别的重要标志。譬如，我国的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艺术大师，以其杰出的艺术作品让世界认识到了中国。可以说，中国为世界所认可、熟悉的艺术大师越多，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世界公众的视线里也就越清晰，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也就越客观。因此，有必要为艺术大师的孕育与出现在人才培养、经济保障、政策扶持等各方面创造条件。